《科创板日报》7月7日讯（研究员 田箫）近日，知名歌手李玟因抑郁症离世，这让社会大众在震惊与悲痛中，更多地关注到了心理健康议题。

就在不久前，大模型明星企业光年之外联合创始人王慧文，因身体原因离岗就医及休养，有传闻称，王慧文因创业压力过大而患上抑郁症。经济学者任泽平也在近期发文称，自己曾“走在抑郁的边缘”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，特斯拉创始人埃隆·马斯克目前也正在使用小剂量的氯胺酮来治疗抑郁症。

当抑郁、焦虑等心理问题日益成为社会“流行病”，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商业社会，也逐渐意识到了员工心理健康的重要性。

(资料图)

员工心理健康直接影响经济效益

全世界范围内，心理健康都日益成为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重要话题。联合国《可持续发展目标》（SDGs）中，“目标3”明确提及，确保所有人的健康生活和福祉。

标普全球市场情报公司的一项分析发现，员工心理健康状况不佳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影响。据估计，精神不健康的直接和间接成本，每年占全球GDP的4%，比癌症、糖尿病和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成本总和还要高。

另有数据显示，不良的心理健康使雇主每年因缺勤、休假（不适当地使用假期）、出勤（员工在不应该工作的时候来上班）和不必要的人员流动而花费2000美元。目前，抑郁症和焦虑症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的生产力损失高达1万亿美元。到2030年，精神疾病预计将使全球经济每年损失6万亿美元。

去年6月，标普全球市场情报公司一位分析师预言，员工在工作场所的身心健康与福利待遇，将成为企业在衡量ESG议题与风险时首要考虑的因素。

不仅如此，亦有业界人士直接指出，应该将ESG扩大为ESHG，即加上健康（Health）维度，以提高企业对员工健康的关注程度。

跨国金融服务公司法通保险（Legal＆General）首席执行官奈杰尔•威尔逊撰文指出，在ESG评估中，环境影响是相对容易衡量的。如碳排放、森林砍伐、废物管理和水的使用，都是可以量化评估的有形因素。在治理问题方面，也可以通过量化高管薪酬、非白人和非男性董事会成员的代表性、政治捐款和大规模诉讼来进行问责，所有这些都可以简化为量化数据。

但在社会部分，相比之下，其包含了更多非定性因素，如员工的性别和多样性、数据安全、客户满意度、人权以及国内外的公平劳动实践。由于这些更无定形的因素更难用数字来衡量，"S "因素很容易在ESG目标中被忽略。

奈杰尔•威尔逊指出，出于这些原因，强调可衡量的社会因素，如公共健康，就显得更加重要。如果能将ESG扩展为ESHG，资本流动将更具包容性。

衡量员工心理健康困难重重

在新冠疫情期间，企业已越来越注意到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。但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，企业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关怀并不容易。

首先，由于心理健康是一种主观体验，作为第三方的企业很难从外部衡量及检测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。同时，员工的心理健康可能会受到许多其他方面影响，而不仅仅是工作时间。另外，在衡量员工心理健康程度时，面临的个人隐私问题也十分棘手。

创立了“小熊创意法”的社会企业家李以诺在采访中表示，雇主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，像铺“护垫”一样，确保当员工出现心理健康危机时，公司的结构与政策能提供某种程度的缓冲。员工合约中也应该包括医疗保险、员工援助计划与抑郁症或其它心理疾病相关病假等福利保障。

此外，请了病假之后返回工作场所的员工也可能需要额外的照料，如企业可以先减轻他们的工作量。雇主也应意识到，精神状态不太稳定的员工，行为可能有些反常，他们一些失礼的表现，可能是抑郁的症状。同时，员工也应为自己的心理安全负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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